最后，实现策略上，这是有关法律社会化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唯有如此，司法建议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力量。当民间借贷纠纷高发、风险剧增，县政府及相关的政策研究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工商行政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早就应当进行充分的调研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与具体措施。

但是，这些司法建议的发送背景与内容，也反映出当地政府对于此类全局性事务的法治化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5]徐昕：《司法建议制度的改革与建议型司法的转型》，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结论综上可见，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基于我国特殊国情而向社会提供的一种主动服务。当事人和行业协会自有律师和法务人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与决策帮助，政府主管部门也自有其政策法规部门及相关专家进行调研与参谋。从《人民法院报》刊登的26份优秀司法建议书的内容与背景来看，法院的司法建议工作主要是基于案件当事人、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等主体缺乏对于裁判信息的获取能力和将上述信息转化为行为的能力以及相关行为举措效果不佳的现实背景而开展的。

为此，需要作以下的说明，以限定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厘清本文研究结论的边界。只有在此种观念指引下，才可能投入时间、精力去研究司法裁判。在管理过程中，各自职责之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而在具体问题的处置方面，意见、分歧也比较大。

目前，国家广电总局、原信息产业部、中宣部、文化部、法制办、工商局、公安部门以及国家安保部门等部门都在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对于涉及精神自由或个性自由等高位阶权利领域的宪法审查，其在手段必要性上通常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查基准。那么，我国网络视听的管制举措是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呢？对此问题，笔者将于下文缕析之。因此，若要对网络视听问题进行法律上预防或处理，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对网络视听进行许可，而在于日常秩序的维护和管理，尤其是要确保政府对于网络视听内容的分级管理责任与权利保护责任的实现。

从网络视听危害的根源上看，所谓的网络视听毒害中诸如色情、暴力、侵权等大面积产生的终极原因，其实并非是因为我们不存在法律上的规定，而是因为这些规定没能得到较好地执行。[4] 参见国家广电总局网站http : //www.chinasarft.gov.cn/arti-cles/2008/02/03/20080505151040350215.html，2010年4月8日最后访问。

[3]对于网络视听进行管制，由于其客观上必然会对人们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多种权利形成妨碍，因此上述规定若要通过宪法的审查，其立法的目的必须要满足宪法上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条件。其中，备案手续的适用范围相当限定，它仅在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时，方可适用。[5] 根据阿列克西的观点，法益衡量的结果可以导出一个附条件的优先关系(conditional relation of precedence)，而根据这个附条件的优先关系，则可以得出基本权利的适用规则。于是，对于网络视听所采取的一切管制手段就显得冠冕堂皇：这是为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而设计的完美制度。

[4]因此，从上述官方负责人答记者问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抽象出《规定》出台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了防止淫秽色情、暴力低俗内容的节目对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精神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第二个则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其中，职业执行自由的限制由于仅触及职业活动的外围，尚未深入到职业自由的核心领域，因而只需要基于公共福利的合理考虑，即可合乎宪法的要求。[5]就网络视听的国家管制规定而言，假如保护人们的精神健康的目的是纯粹的、客观的，而且也是可被证立的，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法益的衡量。因此，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也是指国家的行为造成了基本权利的剥夺、限制或实现上的困难。

这些管制措施，在规范网络视听秩序的同时，也对网络视听从业者的职业自由以及广大网民藉由网络视听方式而行使的监督权、信息自由、文化自由、表达自由、个性自由等基本权利构成侵害。根据《规定》第8条，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具备法人资格，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且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其中，在美日型宪法审查制度中，对于精神自由管制的手段必要性要求，在双重基准中乃表现为不存在可不对自由加以限制的其他手段。因此，这种网站模式是《规定》限制和控制的重点之所在。

因此，对于以表达自由为主的精神自由的规制，应依据严格的基准，严密检讨其合宪性，……亦即，关于规制精神自由的法律，主张合宪的一方，必须依据事实（此种支持法律合宪性的事实，称为立法事实），表示该规制系为实现非常重要的政府目的，无论如何不得不采用的必要规制。并且，对于网络视听采用事前许可制式的管制，其在手段上的确存在违宪之虞。就网络视听的规制而言，要实现政府管制的目的，其手段可以有两种：规制网络视听服务的提供商或规制享受网络视听上传、下载或播放服务的各个个体网民。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看来，对于涉及精神自由中诸如言论自由、通讯自由、结社自由等具有民主形成功能的基本权利案件以及涉及人格尊严的案件，应使用与涉及生命、人身自由、婚姻家庭以及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最基本需求领域一样的强烈的审查基准，即别无其他相同有效且对基本权未予限制或限制较少之手段可供选择。（四）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能力、网络资源和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毕竟作为一种较重要的法益价值，人们的精神健康也应获得国家的保障。

因此，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服务者来说，以后要向公众提供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必须要取得《许可证》。然而，各自类型下之国家限制，其在宪法上的合宪性要求并不相同。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对于网络视听的管制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侵犯了网络视听服务之提供者的职业自由，但是在终极的意义上，这种许可制的管制将对个体网民的网上视听自由构成妨碍，为此有关举措的合宪性问题仍需要进一步予以研讨。宪法中对于干预手段之必要性的要求，指的是在所有能够达成目的（立法或行政目的）的各种手段中，必须选择对基本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

[8]就我国的问题而言，为防止网络视听观众的精神健康受到不良信息的污染，国家相关机关出台相关的管制举措，从表面上看并非不可。以防止淫秽色情、暴力低俗内容的节目影响人们的精神健康为目的而对网络视听进行管制，这其实是父爱家长主义的一种体现，也是警察国家的基本特征。

（二）适当性分析在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宪法审查中，还需要对管制目的与管制手段之间的适当性进行审查。在本质上，对于网络视听管制的许可性规定，实际上乃反映出我国对于精神自由进行高强度管制的国家特性。这些不同管制手段，其在干预的强度上并不相同。实际上，根据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负责人就《规定》答记者问，出台《规定》的原因是因为近年来不少含有淫秽色情、暴力低俗内容的节目和侵权盗版节目在互联网上肆意传播，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损害了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的长远发展。

（三）有与其业务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视听节目资源。不过，由于这种许可证式的管制，其在客观上必然会干预到人们从事网络视听行业的营业自由，并且也会造成一般公民藉由网络视听之方式所带来的表达自由、获取信息自由、文化自由（如受教育的自由）、个性自由（如个性形成自由）以及监督权（如通过网络视听的方式行使申诉、控告、检举等权利）等的行使障碍。

反之，如果法益衡量的结果表明，基本权利所保护的法益比干预措施所保护的法益更不具有重要性，则干预就可以进行。有18208名网友参与调查，其中仅有4.1%(747票）的网友赞同封杀BT下载网站，而表示不赞成的网友占95.9%(17461)。

因此，以保护为目的而对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干预，其在理论上就必须要回答：此目的是否具备宪法上的正当性。关键词: 网络/视听/管制/宪法2007年12月20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为广电总局）与原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网络视听管理的法律依据。

至于其管制的内容，则是网络视听服务提供者的职业自由（经营自由）。并且，为了保护这种法益价值，政府也可以积极地采取各种管理措施[2]二、税宪法原则的核心内容税宪法原则是税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体现税法的价值和精神。（二）税宪法原则宪定立法例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对税收税用问题作出了或专章专节或专条专款的规定。

而在税立宪的国家一般都对税法定原则和税公平原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述。而且相关授益人亦应严格按照税款用途来使用税款。

但是，政府一旦成立，除了通过宪法加以限制外，公民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控制。税宪法关系反映的国家与人民根据契约进行的交易。

而税公平原则作为税（宪）法原则，它是法的组成部分，对税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有时甚至能被直接运用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它是法，具有法律效力，立法、执法、司法的各环节都应遵循且不得违反，违反税公平原则的税法规则不具有法律效力。当相关主体符合税用法规定的条件时，税款拨付机关就必须严格按照税用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支出税款，既没有不支出税款的权力，也没有多支出或少支出税款的自由。